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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萊茵報》哲學世界觀探析

    [摘要]《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哲學世界觀仍是帶有思辨底色的。馬克思對現實政治活動的參與對其后來的思想研究和革命實踐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以“兩個轉變”為切口,縱觀當前學界對馬克思《萊茵報》時期哲學世界觀及其演變邏輯的基本看法,就能夠顯示出此時馬克思哲學世界觀及其演變的真實圖景。在看待和評價包括哲學世界觀等問題在內的馬克思思想時,應該堅持具體歷史環境下的文本分析。為了呈現一個既不理想化,也不庸俗化的馬克思,對具體歷史環境下的文本考察和對考察得出的結論進行評價和定位,必須與馬克思后來發展了的思想和政治實踐結合起來進行理解。

    [關鍵詞]馬克思;《萊茵報》;哲學世界觀;唯心主義;唯物主義

    1842年1月在德國科倫創刊的《萊茵報》(全稱《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是一份對普魯士專制政府有著強烈抵觸情緒的報刊。截至1843年3月《萊茵報》被普魯士政府查封,馬克思陸續發表了他早期的許多重要文章。這些文章都是針對具體的政治社會事件,具有極強的政治反抗性和戰斗性,充分反映了其革命思想的變化歷程。在《萊茵報》前期,馬克思主要寫作了四篇文章:為了維護出版自由而寫的兩篇評論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簡稱《評書報檢令》)和《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關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簡稱《關于出版自由的辯論》),以及《〈科隆日報〉第179號的社論》(簡稱《179號社論》)和《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萊茵報》后期,馬克思寫作了另外四篇重要的文章:《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簡稱《林木盜竊》),它是馬克思早期重要的文獻之一,也是體現早期馬克思思想代表性論文之一。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第一次直接面對物質利益問題并對私人利益與理性的法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思考。《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簡稱《總匯報》),是馬克思擔任《萊茵報》編輯之后寫作的第一篇文章,文章首次公開表述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態度。《評奧格斯堡〈總匯報〉第335和第336號——論普魯士等級委員會的文章》(簡稱《論等級委員會》)是馬克思針對奧格斯堡報紙《總匯報》第335和第336號刊登的《論普魯士等級委員會》寫作的批判性文章,文章批判了作為普魯士政治制度基礎的等級制度。而《摩塞爾記者的辯護》(簡稱《摩塞爾記者》)是馬克思為了反駁萊茵省總督沙培爾對報紙的攻擊和指責而寫作的一篇論戰性文章。這些文章特征鮮明、觀點清晰、邏輯分明,對于我們研究《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哲學世界觀的形成和變化有著重要意義。目前學界對馬克思《萊茵報》時期哲學世界觀的研究形成了很多成果,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結論上仍然存在許多有爭議的地方。因此,立足變與不變的辯證原則,梳理此時馬克思哲學世界觀及其演變的邏輯,對于我們在具體的歷史中以發展的眼光去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思想的形成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哲學世界觀的思辨底色

    在對馬克思《萊茵報》時期思想展開具體研究之前,學界對馬克思此時的思想背景及其成因兩方面進行了考察。一方面,學界認為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受到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的影響。馬克思以黑格爾理性主義視角去理解國家,把國家理解為絕對理性的化身,而不是一個以物質利益關系為基礎的現實存在。這表明馬克思此時還是個黑格爾哲學的信奉者①。從柏林大學的學習開始,馬克思對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在當時占據人們思想主流的是黑格爾思辨哲學。馬克思閱讀了黑格爾的著作并接受了其思辨主義哲學,對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極為推崇,其間還成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員。馬克思離開大學校園后,便加入了青年黑格爾派成員活動的《萊茵報》并擔任編輯,這是馬克思首次直接參與現實政治活動。在遭遇物質利益難事之前,馬克思都嚴格秉持著黑格爾的理性思辨方法去分析和看待德國的社會問題,而不曾有絲毫懷疑。黑格爾繼承德國古典哲學的大統,運用辯證法為近代以來的啟蒙理性和自由思想提供了極為嚴密的邏輯確證,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哲學確證的這種啟蒙理性和自由思想。黑格爾對國家問題最根本的看法是,從理性出發,把國家看成是道德和法的最高實現。而《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不管是對自由問題、還是對國家和法的問題的見解,明顯表現出從理性、道德、法律的角度去理解的思想痕跡。另一方面,學界認為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哲學世界觀主要受到德國專制的社會現實和家庭環境的雙重影響。學者們認為,由于落后的德國政府在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等領域推行維護專制統治的嚴厲政策,這逐漸激起了包括馬克思在內的進步知識分子對專制制度的批判和對政治社會自由的追求②。1842年初,普魯士政府在政治領域甚至意識形態領域不顧一切地推行極其嚴厲的鎮壓政策,包括馬克思在內的青年黑格爾主義者被逐出大學講壇和編輯部,馬克思放棄了原來的職業規劃。在日益壯大的反封建運動和普魯士國家之間的斗爭下,馬克思將注意力轉到發表政治見解的新聞出版事業——這個當時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斗爭的主戰場。爭取新聞自由和反對書報檢查制度成為青年馬克思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戰斗任務之一。而黑格爾哲學對自由理性的追求,則直接成為馬克思為出版自由進行論證的理論武器。也有學者認為具有自由氛圍的家庭環境和充滿自由風格的社會關系對馬克思哲學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影響。不得不承認的是,馬克思在后來理論和革命實踐中最終確立為“人類自由”或“人類解放”奮斗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具有宗教和思想自由主義傳統的家庭氛圍,從小就給馬克思心靈上播下了一顆種子。自由思想是馬克思所有的思想起點。《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思想整體上仍然是屬于黑格爾的。和眾多德國思想家一樣,馬克思從接觸哲學那一刻開始,便對黑格爾哲學產生了極大熱情,直到后來人們對把黑格爾當作“死狗”的時候,馬克思仍然坦言他是黑格爾的學生。從《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從黑格爾哲學框架下去理解和追求自由來看,此時的馬克思仍然處于黑格爾哲學階段。但是,此時馬克思思想中對黑格爾思辨哲學日漸反思的趨勢卻不容忽視。

    二、《萊茵報》后期馬克思對思辨哲學從信仰到反思的轉變

    《萊茵報》后期,馬克思接觸到物質利益的難題,開始對所持的思辨哲學信仰進行反思。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思想的閃電劃過馬克思思辨哲學的秘密園地,一場思想的變革即將開始。列寧對馬克思這個時期的思想有一段總結:“1842年發表的有馬克思在《萊茵報》(科倫)上寫的文章,其中包括對第六屆萊茵省議會上關于出版自由的辯論的批評、關于林木盜竊法、維護政教分離等文章。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已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1](p29)列寧的這個論斷對后來許多學者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圍繞著“兩個轉變”問題,學界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學術爭論和探討。觀點一: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開始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將《萊茵報》時期的多篇文本綜合起來進行考察,認為馬克思思想的轉變蘊含在整個《萊茵報》時期當中。陳先達以馬克思對現實世界的關照為視角,對馬克思文本中蘊含的思想軌跡進行了梳理,得出了馬克思正向唯物主義轉變的結論。在《林木盜竊》中,馬克思發現了私人利益對國家和法的巨大影響,這說明了馬克思開始接觸到了現實的物質利益問題,開始向唯物主義轉變。在接下來的《摩塞爾記者》中,馬克思認識到國家的管理原則不是由個人意志而是由客觀關系決定的,表明馬克思繼續轉向唯物主義。而在《總匯報》這篇文章中,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促進了其思想的飛躍,標志著馬克思向共產主義轉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莊福齡以馬克思對物質利益、國家問題以及共產主義的分析為依據,也主張馬克思正向唯物主義轉變。他認為在《萊茵報》后期,馬克思開始關注和思考物質利益問題,特別是在《林木盜竊》這篇文章中,馬克思“旗幟鮮明地捍衛貧苦群眾的物質利益,猛烈抨擊普魯士國家和法律制度”。在《摩塞爾記者》這篇辯論文中,馬克思揭示了“在人的意志和行動背后客觀的社會關系的作用,看到了客觀關系對國家制度和管理原則的制約性,更進一步提出了探求國家生活客觀基礎的問題,這無疑是向歷史唯物主義邁進了一步”。不但如此,馬克思在《總匯報》中,還提出了要對共產主義進行“理論論證”,這意味著馬克思提出了建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任務,向共產主義邁進了一步[2](p30)。蘇聯學者斯捷潘諾娃認為:“在《萊茵報》工作、與德國現實生活的接觸、對勞動者狀況的了解、法國和英國無產階級最初的幾次發動、對社會主義文學的研究,所有這一切都給馬克思以巨大的影響。按列寧的話說:‘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已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3](p13-14)也有學者通過單篇文獻的研究,提出了馬克思開始“兩個轉變”的觀點。從列寧對馬克思“兩個轉變”的論述出發,孫夢雨認為“《關于出版自由的辯論》一文,是馬克思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的開端”[4]。還有學者雖然承認馬克思開始了“兩個轉變”,但是對轉變的標志提出了不同看法①。觀點二: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仍然處于唯心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階段。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此時馬克思思想成分中的唯物主義因素雖然增長,但還不能說此時的馬克思已經開始或實現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科爾紐認為,馬克思在《關于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已經表現出了唯物主義的立場傾向,但是“馬克思在進行批評時還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他從黑格爾的觀點把國家看成是理性的表現”[5](p328)。而《總匯報》這篇文章,則揭示了馬克思理性信仰與社會現實相沖突的艱難處境。科爾紐繼續指出,在《林木盜竊》中,馬克思首次探討了社會問題,但只是從政治法律方面去探討,最后得出法律是“下流唯物主義”表現的結論;在《論等級委員會》中,馬克思也仍然是從民主的觀點出發,去批評委員會維護私人利益而不是社會利益。雖然在《摩塞爾記者》一文中,馬克思指出國家的結構和組織基礎應當到現存的社會關系和具體的歷史條件中去尋找,透露了初步的唯物主義立場。但是總體來看,馬克思沒有離開唯心主義視野②。彼•費多謝耶夫在《卡爾•馬克思》中指出:“在《萊茵報》上發表的一些文章中,馬克思對自然界和國家作用的觀點,對物質生活和精神活動相互關系的理解,基本上還是唯心主義的。”[6](p29)海因里希•格姆科夫指出:“馬克思在這一期間(《萊茵報》期間——筆者注)依然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他仍然囿于黑格爾的思想,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國家的變革,國家的任務就是合理地組織社會。”[7](p34)國內學界對此也有較多分析。黃楠森認為,馬克思雖然已經意識到黑格爾思辨哲學的缺陷,但是,“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發表的論著表明,其基本傾向仍然屬于辯證唯心主義”[8](p19)。趙常林從馬克思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視角出發,指出:“馬克思從理性出發去說明事物,認為事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合乎理性,而喪失理性、非理性的東西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并沒有現實性,因而也就沒有存在的根據。”[9]這種從思想到存在的理性推理邏輯,以理性為標尺去衡量現實事物的思維方法,很難說馬克思已經拋棄唯心主義立場。雖然從中也看到了馬克思在分析階級狀況和經濟利益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唯物主義傾向,但趙常林認為,這種傾向還不是唯物主義本身,不能改變本質上唯心主義的這個事實。孫伯鍨也認為,雖然在《林木盜竊》中,馬克思接觸了物質利益問題,一定程度動搖了對國家和法的理性主義幻想,使其逐漸意識到真正立法過程是由現實的物質利益所決定的,而非理性的規律所支配。但是,馬克思站在理性和法的立場上來批評和譴責私人利益對國家和法的侵害來維護國家和法的原則與尊嚴,表明此時馬克思仍然站在唯心主義立場上[10](p102)。如果拋棄學界對此問題的具體分歧,單從學界對此時馬克思思想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的爭辯來看,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不管學界認為此時馬克思思想已經轉變為唯物主義了,還是認為此時馬克思思想中唯物主義成分雖然增長,但其思想主要方面仍然是唯心的,這兩種不同的結論是建立一個共同的基礎之上的,即此時馬克思思想確實出現了變化。這種變化是積極的,它的趨勢是唯物主義的而不是唯心主義的,馬克思已經開始對此前所信仰的黑格爾思辨哲學進行反思了。而學界的分歧主要在于這種日益增長的唯物主義成分在此時馬克思思想中已經占據主導地位了,還是仍處于次要地位。

    三、《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處于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立場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學界圍繞著馬克思是否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與馬克思是否從革命的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產生的爭論,基本可以分為兩種立場:一種認為此時的馬克思已經開始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的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另一種認為馬克思此時仍處于唯心主義和民主主義階段。不管學者們對此持何種觀點,學界在馬克思《萊茵報》時期哲學立場與其革命立場的考察上,其研究思路是相同的,也就是認為馬克思哲學思想的轉變是與革命立場的轉變是一致的。結合對馬克思《萊茵報》時期思想的分析,總體來看,馬克思此時仍舊處于黑格爾思辨哲學階段,仍然是革命的民主主義立場。雖然馬克思在分析階級狀況和經濟利益問題上表現出唯物主義傾向,但這種傾向還不是唯物主義本身,不能改變本質上唯心主義的這個事實。把握該立場,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第一,從馬克思思想發生和發展的整體趨勢來分析,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對問題的分析和理解主要是從法律和國家的層面開展的,雖然馬克思已經開始思考“物質利益難題”,但是唯心主義色彩仍然占據馬克思思想的主流,革命民主主義立場鮮明。就像黃楠森教授指出的,雖然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有唯物主義的傾向,但是還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8](p19-21)。從馬克思此時關于社會問題的分析和態度來看,此時馬克思思想的內在邏輯也很明顯地表明了他此時仍然處于唯心主義階段,這是沒有疑問的。在《萊茵報》后期,馬克思雖然開始思考“物質利益難題”,并開始出現唯物主義傾向,對共產主義發表意見,但是并不表明馬克思此時已經成為一個唯物主義者和一個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在國家問題和對什么是自由等問題的看法上仍然受到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影響,在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強大影響和籠罩下,“物質利益難題的”初次閃現和對思辨理性的反思,并不能使馬克思立刻就開始拋棄了信仰已久的思辨哲學。此時的馬克思仍然是唯心主義的,在革命立場上也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第二,從黑格爾思辨哲學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來看,此時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成分及其影響依舊存在。受到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影響,馬克思唯心主義世界觀表現明顯。通過對《萊茵報》前期馬克思寫作的文本及其反映出來的思想特征來看,從《評書報檢查令》以及到《關于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對出版自由的論述、對理性和精神自由的崇拜等,都表明了馬克思受黑格爾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影響[11](p49-52)。在《萊茵報》后期,馬克思對現實社會的表述中依舊露出毫無爭辯的黑格爾理性主義特征,比如馬克思對“法的本質”的理解,對共產主義的論述。可以看出,此時的馬克思對現實社會問題的觀察和分析都是從政治法律的角度或者從理性國家的角度進行的,這些無疑都表明了馬克思思想的基本傾向仍然屬于黑格爾辯證唯心主義。學界對“兩個轉變”存在爭議的主要問題是存在方法論上的偏差。從局部變化的視角還是總體不變的視角去理解馬克思此時的思想變化,決定對馬克思思想有不同的定位。認為馬克思開始“兩個轉變”的學者,主要強調馬克思此時思想的唯物主義變化;認為馬克思此時仍處于唯心主義和民主主義,主要強調馬克思思想主要成分和基本立場仍然是唯心主義和民主正義的。客觀來說,理解馬克思此時的思想,既要看到此時馬克思思想中唯物主義成分的增長,又要客觀承認馬克思此時思想的主要方面依舊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對《萊茵報》時期文章的分析表明,此時馬克思對國家和法的理解是黑格爾主義唯心主義的。雖然,馬克思就林木盜竊問題站在貧苦大眾的立場上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措辭,也開始意識到現實的社會與黑格爾哲學所描繪的理性國家有著巨大的沖突。但是,馬克思仍然是從國家、法律、政治、倫理的視角來看待和分析社會問題,他把國家看成是理性和道德的體現,把法律當作實現自由的形式。此時的馬克思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在哪里,更談不上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徹底揚棄,因此,提出的解決方案沒有超出國家與法的理性主義框架,這反映馬克思在這個時期仍然是個堅定的唯心主義者。而我們能看到的是,《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開始意識到黑格爾思辨哲學的缺陷,并且開始對自己思辨哲學的信仰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是日后馬克思揚棄黑格爾思辨哲學并走向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此時的思想還有不成熟性,甚至處在急劇的變化中。面對著現實的物質利益難題,馬克思處在與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的艱難斗爭之中。這表現在馬克思這個時期對物質利益與國家和法的關系問題的理解上所凸顯的黑格爾唯心主義色彩,可以說馬克思還沒有從唯心主義的世界里徹底走出來。而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徹底清算要到1845年《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才真正完成。

    四、如何正確評價《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思辨哲學的立場

    對馬克思《萊茵報》時期思想的評價是學者們在研究過程中不能回避的問題,正確評價《萊茵報》時期思想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看到馬克思思想轉變的復雜性,也要看到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積極趨勢。當前學界對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哲學世界觀的評價存在兩方面傾向:第一種傾向認為,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思想雖然存在不足,沒有擺脫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甚至說依舊是唯心主義的思辨哲學占據頭腦。但是,馬克思對“物質利益難題”的追尋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思辨哲學的反思卻指引著馬克思日后思想的根本轉變。在《萊茵報》時期,特別是在前期,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爾主義色彩十分明顯。然而,馬克思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積極反思,最后也開始促成了其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就像蘇聯學者捷•伊•奧伊則爾曼在其著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中指出的那樣,馬克思在“《萊茵報》的工作,是未來的科學共產主義奠基人思想發展中一個新的重要階段……馬克思從唯心主義立場所寫的、發表在《萊茵報》上的文章已經顯現出他向唯物主義的轉變。這特別表現在馬克思分析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地方,這些問題的考察雖然不是出于文章作者的自覺的哲學立場,但使他非常接近于唯物主義的結論”[12](p145)。雖然,當時馬克思還不能算得上是成熟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理論家和革命家,還受到思辨哲學的影響,但是值得贊揚的是馬克思此時已經開始同情人民大眾,并自覺地站在了人民大眾立場去思考問題,從他開始反思黑格爾思辨哲學的那一刻開始,馬克思就已經區別于青年黑格爾派的思辨哲學家了。第二種傾向認為,在肯定馬克思此時對社會政治問題發表意見和由此引起思想積極變化的同時,也必須明確指出馬克思此時思想的缺陷和不足。有學者認為,如果從更廣闊視野出發,來對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思想進行評價。那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指出:在撰寫這些文章的時候,馬克思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此時的馬克思仍然是一個受到黑格爾唯心主義學說主導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因此,我們不能把《萊茵報》以后的馬克思系統論述唯物主義思想的基本觀點和方法運用到此時馬克思對問題的解釋之中。就此時馬克思思想處境來看,還沒有形成和建立系統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因而,他不可能自覺地運用后來已經系統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科學概念和觀點來分析和解釋當時的社會問題。而迄今為止,國內外學界對馬克思這個時期的思想解讀或多或少存在過度拔高的嫌疑。對于一個24歲的青年人來說,在其早期思想的形成過程中,要在當時占據人們思想主流黑格爾思辨哲學中徹底拋開以理性和法律為原則的主流話語體系,對普魯士政府提出激進革命的顛覆性主張,這是不符合當時社會實際發展情況的,也是不符合此時馬克思本意的。相反,馬克思這個時期仍然對普魯士政府抱有幻想,“直到他后來與當局激烈沖突并被迫流亡國外,才選擇了對抗性的革命路線”[13]。馬克思從來就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可以說,馬克思對“革命理解和接納是在特殊歷史條件和個人經歷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實現的”[13]。簡言之,第一種傾向是從馬克思1848年以后思想為價值判斷基礎,在文本研究過程中力求尋找和確證青年馬克思和青年以后的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和連續性。這種傾向追求的是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和一貫性,認為這種一致性是必然的,這是馬克思偉大的一貫表現。但是,這種傾向可能忽視了馬克思思想在不同時期的差異性,甚至對馬克思存在過度解讀的嫌疑。另一種傾向的路徑恰好相反,他們不是立足1848年以后的思想來反觀和關照馬克思早期的思想,而是嚴格立足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這個時期馬克思的思想狀況。這種傾向追求的是具體語境的真實還原,沒有夾雜著更多的價值預判,得出的結論相對比較貼近文本本身所反映的思想。但是可能出現一種情況,也就是可能出現馬克思前后思想被割裂,不能反映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整體性和連續性,最后出現類似于青年馬克思和晚年馬克思對立的“兩個馬克思”情況。這兩種解讀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強調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有利于我們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思想發展,但是可能會忽略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差異性;而過分強調馬克思思想在不同階段的差異性,雖然可以還原馬克思思想在不同時期的本來面目,但也很可能傷害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內在關聯性和共同性,妨礙我們整體上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思想。馬克思是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復雜性決定馬克思思想的復雜性。隨著歷史的遠去,它在人們和真實的馬克思思想之間形成了一道無形的屏障。因此,要準確全面地理解歷史人物的思想,首先需要厘清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撥開歷史的迷霧。其次,要堅持對文本的歷史分析,對文本的分析是與具體的歷史相結合的。最后,為了呈現一個既不理想化,也不庸俗化的馬克思,對具體歷史環境下的文本考察和對考察得出的結論進行評價和定位,必須與馬克思后來思想發展和政治實踐結合起來。

    作者:周泉 單位: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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