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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研究

    [摘要]近年來,以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涌動,世界經濟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我國為全球合作發展與治理開出的一劑中國藥方。文章在分析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投資合作現狀的基礎上,研究該戰略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產業、企業類型及投資方式,并探索性地指出我國對沿線國家投資的潛在風險,以期對其規避提出有益思路。

    [關鍵詞]“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合作

    1引言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合作發展的倡議。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和外交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直接投資與合作指明了方向。2017年5月,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京舉行,我國與30個國家政府簽署經貿合作協議。五年多來,我國對沿線國家投資成果顯著,與沿線國家合作日益密切,交流愈加頻繁。同時,沿線國家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格局以及投資環境也為我國企業“走出去”設置了障礙。“一帶一路”作為近年一個熱點話題,受到經濟學、地理學、政治學、歷史學、生態學等多學科廣泛關注與追捧,并都嘗試從各自視角下對其進行科學有益的解析,力促區域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而經濟發展作為發展之本,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所在;合作共贏又是經濟發展的最優形式。故本文選擇從經濟學中合作投資的角度,嘗試從投資合作前景及現狀、影響投資合作的因素和投資合作的風險及防范三個方面對“一帶一路”進行梳理歸納。很多學者認為“一帶一路”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合作提供了新機遇和新空間。李丹等提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潛力巨大,中國有能力為其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并引領和推動重構全球經貿格局。[1]姜安印認為中國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提供保障,并為互聯互通展示了可供借鑒的樣板。[2]王凡一認為“一帶一路”為我國在國際產能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廣闊的投資前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在我國對外投資總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3]鄔瓊認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直接投資態勢向好,并逐漸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4]“一帶一路”沿線包含國家眾多,基底復雜的現實狀況往往使得投資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偏好。畢道俊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具有以下某一特點國家:自然資源豐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基礎設施水平差,政府穩定度高。[5]張亞斌利用投資引力模型考察了投資便利化給中國對不同國家(地區)直接投資帶來的影響,并為此提出了政策啟示。[6]另外,“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風險。鄭蕾等探討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參與國直接投資的戰略分析框架及格局,提出了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會面臨的風險和挑戰,進而引出針對不同地區的投資戰略及對策[7]。

    2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2.1總體狀況分析。根據商務部數據統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逐年上升,2007—2016年OFDI總值增長了近7倍,年均遞增23.9%。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高達1456.7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實現資本凈輸出。近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呈增長態勢。從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流量來看,2007年至2015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平穩上升。具體來看,2007年,我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32.5億美元,而在2015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接收中國直接投資189.3億美元,為歷史最高,與2007年相比增長了近6倍。從“一帶一路”投資占當年總投資來看,自2010年以來,這個比例基本維持在11%以上。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1961.5億美元,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53.4億美元,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等是當年我國對沿線OFDI的熱點國家。根據商務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發達經濟體,雖然近年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有所增加,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尚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熱土。2.2投資區域分析。“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遵從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核心理念,已經獲得了許多國家的支持和參與。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64個,根據地理位置將這64個國家分為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亞、中東歐6個區域(見表1)。截至2016年底,我國共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294.1億美元,其中對東南亞國家投資存量高達717億美元,占沿線國家總量的55.4%,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重點區域。西亞北非地區是我國對沿線國家或地區投資第二位的區域,存量高達204.1億美元。作為中國的近鄰,受歷史因素以及地緣政治經濟的影響,我國對東北亞地區的俄羅斯和蒙古投資存量也占到13%。從2007—2016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投資流量來看,我國對沿線地區投資金額都有所增加,其中東南亞地區漲幅最大,接收我國投資金額遠遠多于其他地區。從投資趨勢來看,我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迅速增長,對東北亞、中東歐和西亞北非地區投資增長緩慢,而中亞和南亞接收我國投資的幅度呈波動發展態勢。2015年,我國對東南亞、東北亞及西亞北非地區直接投資均實現了單年流量最大值。2016年,我國對中亞地區投資有上升趨勢,其他地區稍有下降。詳見圖1。2.3投資合作產業分析。投資行業的選擇不僅要考慮我國的利益,也要與東道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相契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自然資源稟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在“一帶一路”中的利益訴求也各不相同。“一帶一路”倡議致力于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發展,加強各區域產能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最終形成利益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在沿線國家及地區的投資合作規模迅速擴大。總的來看,能源、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是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較為重要的產業領域。[8]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良好運行的重要保障和堅實基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為促進生產要素流動,加快區域合作進程,基礎設施建設在我國對沿線國家投資中意義重大。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亞吉鐵路、匈塞鐵路等正在推進,蒙內鐵路已建成運行,瓜達爾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成功開航,中俄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首條生產線投產,一個集鐵路、港口、管道于一體的基礎設施網絡逐步形成。此外,境外經貿合作區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截至2016年底,中國企業正在推進的合作區共有77個,其中有56個分布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為有關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有力地推動了東道國工業化進程和相關產業發展。目前,通過確認考核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共有20個,經貿合作區建設重點合作區域是東南亞和東北亞,主要投資合作產業包括制造業、采礦業、高新技術產業等。2.4投資合作企業分析。“一帶一路”沿線投資企業主要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四省,國有企業是對外投資的主力軍。《“一帶一路”大數據報告2017》顯示,國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起重要作用,民營企業的影響力有所提高。在“一帶一路”企業影響力前50名榜單中,央企和國企多達28家,民企21家,另外還有一家合資企業。從行業分布來看,“一帶一路”中我國影響力較大的前五個行業分別是制造業、建筑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以及房地產業。IT行業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是前10名企業中僅有的民營企業。[9]2.5投資方式分析在投資方式上,“一帶一路”沿線建設中跨國并購與綠地投資基本持平;從平均投資規模來看,跨國并購明顯大于綠地投資。在產業選擇上,公用事業、旅游、礦產、娛樂和技術領域傾向于跨國并購,而農業和房地產則更傾向于綠地投資。2016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跨國并購115起,同比增加13.9%。并購金額高達66.4億美元,占當年并購總額的4.9%。沿線國家中馬來西亞、柬埔寨、捷克等是吸引我國跨國并購最多的國家,接收我國企業并購投資超過5億美元。

    3對外直接投資合作風險

    “一帶一路”覆蓋亞歐非大陸,沿線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投資環境錯綜復雜。現階段世界經濟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也為全球資金流動蒙上了陰影。為此,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合作時,應注意風險的識別與防范,這需要政府和企業的雙重努力。“一帶一路”覆蓋范圍廣闊,地緣政治復雜。中亞地區“三股勢力”還在威脅著地區安全與穩定,不利于經濟發展。中東地區形勢嚴峻,敘利亞局勢以及沙特和伊朗的關系也為投資帶來了不確定性。2018年東盟國家領導人大選使得區域投資前景更加撲朔迷離。同時,外部環境也不容樂觀。2018年1月,美國減稅政策開始實施,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造成沖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各國在法律體系、市場準入、行業標準、貨幣金融政策、環保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為中國企業的投資帶來了較大的困難。具體來看,中東歐和東南亞的發展程度較高,投資環境較好于其他國家。西亞地區國家較多,且國家間綜合實力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如以色列和阿聯酋等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較強,財政和金融系統相對發達,投資環境穩定,但伊拉克、伊朗等地區政局動蕩,地緣政治問題突出,社會不穩定,再加上經濟基礎較弱等原因,投資風險較高。由于經濟基礎差以及“三股勢力”等的影響,中亞地區的投資也存在著較大的風險。[10]基礎設施建設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重點,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基礎建設投資提供了保障。但是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占用資金多、成本高、周期長等特點,再加上沿線國家地理環境存在差異,有些國家自然條件惡劣,使得基礎設施投資存在長期投資的風險。另外,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波動都可能會造成深遠的影響。沿線國家并未形成統一的國際結算貨幣,在交易時容易受到國際利率、匯率、商品價格、供需等因素的影響,從而給投資帶來不確定性。

    4結論與對策

    “一帶一路”是合作發展的倡議,為我國企業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新思路,新平臺,新路徑。“一帶一路”提出以來,我國與“一帶一路”相關沿線國家陸續簽署并實施一系列雙邊、多邊等多層次經濟合作協議,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快速增長,沿線國家和地區正逐步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但是,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的同時,其存在的風險也不容忽視。風險防范方面應從政府和企業兩個角度進行。在政府層面上,加強政府間的交流與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互利,共建命運共同體;鼓勵和扶持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進行投資,創造良好的對外投資環境;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機制,建立一系列法律法規保障對外投資企業的權益,為我國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2017年,《“一帶一路”國家法律研究報告》正式發布,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的深入交流、增進互信提供了保障。在企業層面上,注重質量和效益,強化“中國制造”“工匠精神”,為企業樹立健康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產品本土化特點,遵守當地法律,積極履行當地社會責任,提高國際信譽水平和影響力;重視人才培養的國際化,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加快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加強風險防范意識,提高抵御風險能力。

    作者:劉婕 史佳璐 姜亞俊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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